卡斯蒂利亚的两处王室居所，因为一段令人不安的家族回声而被历史连接起来。伊莎贝拉一世的母亲葡萄牙的伊莎贝尔曾生活在阿雷瓦洛，后世把她描绘成一位失去理智的寡居王后。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伊莎贝拉的女儿、卡斯蒂利亚女王胡安娜一世又被安置并长期幽居于托德西利亚斯，从此以“疯女胡安娜”的名字进入大众记忆。
两人之间，是欧洲史上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伊莎贝拉一世。她童年的一部分是在一位被认为患病的母亲身边度过的；而在生命最后阶段，她又在遗嘱中预先规定，如果自己的女儿不愿或不能治理王国，应当如何安排政权。
这种重复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看似明确的结论：同一王室中的外祖母与外孙女都被认为精神异常，也都远离宫廷，因此疾病似乎具有遗传性。然而，现存材料无法支持如此简单的判断。史料确实记录了悲恸、孤立、愤怒和长期退缩，却也出自充满权力斗争的宫廷；在那些宫廷里，宣布一位拥有王位权利的女性“不适合统治”，往往能给身边的男性带来直接利益。
阿雷瓦洛之前的王后
葡萄牙的伊莎贝尔生于1428年，1447年嫁给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她当时大约十九岁，国王已年过四十。1451年，他们的女儿伊莎贝拉出生；1453年，儿子阿方索出生。
在成为传说中那位患病的阿雷瓦洛寡后之前，伊莎贝尔曾是宫廷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她在权臣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倒台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卢纳多年掌控胡安二世的宫廷与政务，卡斯蒂利亚编年史则把说服国王下令逮捕这位宠臣的部分功劳归于王后。1453年6月，卢纳在巴利亚多利德被处决。
法语学界近年来重新强调了这一阶段的伊莎贝尔。历史学家吉莱娜·德尔韦基奥在研究胡安二世时代的王室女性时指出，这位葡萄牙王后做到了卡斯蒂利亚贵族联盟屡次未能做到的事：打破卢纳对国王的控制。此时的她意志坚定、理解权力关系，而且能够持续施加政治影响，与后世塑造的“阿雷瓦洛疯后”这一消极形象相去甚远。
胡安二世于1454年7月去世，二十六岁的伊莎贝尔成为寡妇。后来的叙述常把她健康状况的恶化与分娩、丧偶，以及处死卢纳后可能产生的负罪感联系起来。现代作者曾提出产后抑郁、重度抑郁或精神病性障碍等解释，但这些诊断都无法得到证实。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记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临床观察，“疯狂”“忧郁”或“心智失常”等词汇同时包含医学、道德、宗教和政治判断。
退居并不等于完全消失
丈夫去世后，伊莎贝尔带着年幼的伊莎贝拉和阿方索居住在阿雷瓦洛。未来的“天主教女王”大约从1454年生活至1461年，其间既有经济困难，也有恩里克四世统治下的政治动荡。后来，两个孩子被召入宫廷，与母亲分离。
传统传记往往把寡居王后描写成此后终身被封闭在阿雷瓦洛、几乎完全脱离现实的人。然而，行政档案呈现出更复杂的图景。她保留了自己的家政机构，管理收入，维护子女的财产权，并通过代理人处理领地纠纷。甚至在1494年、她约六十六岁时，其代表仍在法律程序中保护她的利益。
这些行为不能证明她始终健康。她完全可能经历严重且反复出现的精神危机。但它们足以否定“四十多年持续而彻底丧失能力”的说法。阿雷瓦洛也并不等同于后来强加给胡安娜的监禁：伊莎贝尔仍拥有收入、侍从和一定的财产决定权，尽管她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受到限制。
1496年8月15日，伊莎贝尔在阿雷瓦洛去世。其女后来安排将她的遗骸迁往米拉弗洛雷斯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与胡安二世一同安葬在吉尔·德·西洛埃雕刻的华丽雪花石膏陵墓中。
胡安娜突然成为不可替代的继承人
胡安娜1479年生于托莱多，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的第三个孩子。童年资料没有明确显示她存在严重精神障碍。她接受了卡斯蒂利亚公主应有的严格教育；作为较小的女儿，她原本为王朝联姻而培养，而非为亲自治理王国做准备。
1496年，她与哈布斯堡的腓力结婚，随后前往勃艮第尼德兰。她只有十六岁，远离自己的语言环境与亲人，进入一个利益并不总与父母一致的宫廷。腓力的婚外关系和长期离开，使婚姻日益动荡。
随后，一连串死亡彻底改变了她的政治价值。哥哥胡安于1497年去世；姐姐伊莎贝拉于1498年去世；姐姐的幼子米格尔·达·帕斯又于1500年夭折。一个从未被期待继位的公主，突然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
从此以后，关于她行为的每一份报告都具有宪政意义。一次愤怒爆发不再只是夫妻之间的事件。她的退缩、嫉妒或拒绝，都可能决定究竟由胡安娜亲政、由腓力借她的权利执政，还是由费尔南多继续控制他与伊莎贝拉共同治理了数十年的王国。
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城门
1503年发生了最著名的危机之一。腓力返回尼德兰，怀孕的胡安娜则留在卡斯蒂利亚。她急于与丈夫团聚，试图离开梅迪纳德尔坎波城堡。城门被关闭后，她在门边停留数小时，并与阻止她离开的人发生冲突，其中包括自己的母亲。
这一幕令人担忧，但含义并非只有一种。它可能显示心理危机、对婚姻关系的依赖以及调节情绪的困难；也可能是一位王室女性反抗限制、要求返回自己家庭与宫廷的行动。后来的编年史越来越倾向于用一句话解释她的一切行为：胡安娜爱腓力爱得过度。
勃艮第宫廷还有一则故事称，她攻击了一名被怀疑是腓力情人的女子，或剪掉了对方的头发。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格莱里亚和阿隆索·德·圣克鲁斯使这一场景广为流传。然而，佩德罗·马蒂尔在正式发表前修改过书信，那时胡安娜已经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圣克鲁斯则是其子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官方史官。两者都不能被当作中立的病历。
伊莎贝拉的遗嘱究竟说了什么
伊莎贝拉一世于1504年11月去世时，明确承认胡安娜是卡斯蒂利亚的合法继承人。但遗嘱同时规定：如果胡安娜不在王国内，或者即使身在王国却“不愿或不能”处理政务，应由费尔南多代其管理。
这段条款常被解释为母亲对女儿作出的精神疾病诊断，实际上并非如此。文字同时涵盖缺席、不愿意和没有能力，却没有点名任何疾病。它还是一项政治保险。腓力希望取得卡斯蒂利亚的实际权力，费尔南多则想保住自己经营三十年的地位。把胡安娜描述为无能力，对两人都有利。
1505年的《萨拉曼卡协定》使用了更谨慎的“身体不适与阻碍”一类表述。这种模糊性很有用：它允许政权被转移，却不必判断胡安娜究竟是暂时患病、永久失能，还是被有意排挤。
编年史与皇帝
历史学家克拉拉·卡洛耶拉基斯在法国学术期刊《e-Spania》发表研究，把王室编年史与外交书信、勃艮第旅行记录相互比较。她指出，同一行为会因作者的政治忠诚不同而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
查理五世时代的史官面临一个棘手任务：查理统治卡斯蒂利亚时，他的母亲、这个王国法律上的女王仍然在世。官方叙事必须说明为何她被排除在外，又不能削弱查理恰恰通过母亲获得的合法性。
卡洛耶拉基斯还指出另一个敏感问题。中世纪晚期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相信“疯狂”能够在家族中传递。胡安娜的外祖母葡萄牙的伊莎贝尔正被指控患有这种疾病。如果强调遗传联系，就会给查理本人蒙上阴影。因此，帝国史官更愿意把胡安娜的异常归因于她对腓力的“过度爱情”。激情可以让母亲失去统治资格，却不会把疾病的污名传给儿子。
寡妇、灵柩与持久的传说
腓力于1506年9月25日在布尔戈斯突然去世，胡安娜当时怀着两人的第六个孩子。她决定陪同灵柩前往格拉纳达，这一行动后来成为其“疯狂”传说的核心画面。
后世故事声称，她反复命人打开棺木、与死者交谈，并禁止其他女性靠近遗体。然而，同时代证据并不一致。有些人描绘了一位被悲痛吞没的王后，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反应克制。甚至阿隆索·德·圣克鲁斯也写道，她以出人意料的平静面对丈夫之死；费尔南多却报告说，女儿对遗体的依恋妨碍了安葬。
这种矛盾非常重要。它不能证明胡安娜没有疾病，却能说明她的哀悼曾被选择、解释和重塑。一名怀孕寡妇的悲痛先变成政治论据，几百年后又成为浪漫主义绘画和文学的戏剧景观。
费尔南多重新控制卡斯蒂利亚，并于1509年把女儿安置在托德西利亚斯王宫。胡安娜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555年4月12日去世。费尔南多1516年去世后，查理取得王权，但胡安娜从未在法律上被废黜。官方文件继续使用她的名字，因为儿子的合法性依赖于母亲的王位权利。
疾病、幽禁与政治用途
围绕胡安娜的争论早于现代精神医学。1889年，学者阿洛伊斯·海斯在法国铭文与美文学院发言，反驳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提出的观点——后者认为胡安娜的疯狂是费尔南多和查理为夺取权力而制造的。海斯则坚持认为，1503年已经出现明确症状。这场争论确立了至今仍主导大众叙事的两个极端：一位完全清醒的阴谋受害者，或者一位彻底失去能力的女王。
史料指向一个更不舒服的中间地带。胡安娜可能确实经历过真实而且有时十分严重的精神疾病；与此同时，她也被孤立、强迫，并被那些从她退出政治中受益的人利用。真实痛苦与政治操纵并不相互排斥。
对葡萄牙的伊莎贝尔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她的行政活动不能抹去有关疾病的记载，疾病记载也不能抹去她具有判断和行动能力的时期。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证明外祖母与外孙女患有同一种障碍，也无法证明这种障碍通过伊莎贝拉一世遗传；对于伊莎贝拉本人，并不存在类似的精神失能记录。
可以确定的，是政治语言的重复。在阿雷瓦洛与托德西利亚斯，女性的痛苦被转译成“是否适合统治”的判断。“疯狂”可能是疾病，也可能成为道德判决、王朝风险和法律工具。
在几代人之间传递得最清楚的，也许不是一种可以确诊的疾病，而是一套处置令人不便的王室女性的方法：把她们移出宫廷，把孤立本身说成证据，再让那些以她们名义统治的男人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