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对岸的拉卡巴尼亚
1959年初的几个星期里，哈瓦那的古老堡垒拉卡巴尼亚成为革命兑现一项重要承诺的地方：曾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安全机构效力的人，要为谋杀和酷刑承担责任。新政权也在这里试探所谓“革命正义”可以走多远。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被任命为堡垒指挥官。
监狱隔着海湾与哈瓦那市中心相望。死刑犯在天亮前被带到干涸的护城壕里。1959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报道写道，囚犯会在凌晨一至三点离开牢房，有人拒绝蒙眼，有人甚至要求亲自向行刑队下令。这不是法庭记录，文风也带有当时杂志报道的特点；但它仍然展现了革命法庭和处决如何迅速成为公开的景观。
最高政治权力掌握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手中，格瓦拉并非国家元首。但他的职责是直接的：他指挥堡垒，通过自己任命的审计官组织法庭体系，审查死刑判决，并为处决辩护。1964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古巴将“只要有必要”就继续执行死刑。
数字说明了什么，又不能说明什么
关于格瓦拉指挥拉卡巴尼亚期间有多少人被处决，并不存在公认的单一数字。部分原因是案件档案缺失或无法查阅；另一个原因是统计口径不同：有人统计签署的死刑判决，有人统计被驳回的上诉，有人统计格瓦拉任职期间实际执行的死刑，也有人统计更长时间里堡垒中的全部死亡。
一项尤其有用的数字来自米格尔·安赫尔·杜克·德埃斯特拉达。他是一名律师，被任命为拉卡巴尼亚审计官。2014年，他接受古巴工会报纸《工人报》采访时说，1959年2月1日至5月25日，堡垒内举行了346场军事法庭审理，判处77人死刑。他称，上级军事委员会维持了51项判决，改判26项。他还提到另有14起待审案件移交最高法院，却没有解释这14起与77项判决之间的关系。他没有说明其中有多少人最终被处决。
这位审计官还说，格瓦拉在2月主持了七个军事委员会、审查了13起案件：他减轻了一项刑罚，其余判决均予维持。杜克·德埃斯特拉达为法庭的合法性辩护，并称被告获得了全部程序保障。这是数十年后由体制内管理者提出的官方说法，能说明政府公布的数字和辩护立场，但并非独立审计。
乔恩·李·安德森的传记《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估计，在格瓦拉指挥的最初约100天里，有55人遭到处决；《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也引用了这一数字。人权资料项目古巴档案目前列出1959年全年在拉卡巴尼亚发生的75起处决。这是根据资料重建的案件目录，不是官方统计，覆盖的时段和责任归属方法也不同。不能把这些数字相加，也不能假装它们衡量的是同一件事。能够稳妥得出的结论更有限：格瓦拉指挥堡垒期间，那里处理了数十项死刑判决，他本人审查并维持了判决。现有公开资料无法给出可归责于他的最终处决总数。
堡垒里的法庭
问题不仅在于死了多少人，还在于法庭如何作出决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62年的报告收录了一名古巴辩护律师的证词：他曾经只有五分钟时间审阅起诉书。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证人提出起诉书里没有列出的谋杀指控，被告随后被判死刑；辩方无法传唤有利证人，上诉也被驳回。
这名律师还作证说，他听到检察官和法庭成员讨论，当晚需要判处若干人死刑，才能回应时任拉卡巴尼亚指挥官格瓦拉的批评。该报告是一项基于访谈的人权调查，并非针对切的刑事判决；这段证词没有披露律师姓名。它不能证明每一场审判都如此，却记录了一项当时关于法庭受压的严重指控，也描述了与审计官多年后所称程序保障相去甚远的司法过程。
赫苏斯·索萨·布兰科案说明了审判为何变成一场公开表演。这名巴蒂斯塔军队上校被控在古巴东部杀害平民，其中包括农民。1959年1月，他的第一场审判不是在拉卡巴尼亚，而是在哈瓦那体育宫的观众面前举行。《时代》报道，检方指控他犯有56起谋杀，临时指派的辩护律师则主张不能追溯适用死刑，而且索萨只是作为军人奉命行事。法庭判他有罪，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程序。2月18日，索萨在拉卡巴尼亚被枪决。针对他的指控十分严重；然而，公开场地、群众压力和前后变化的程序仍引出另一个问题：法庭在决定处死他之前，是否公正审查了证据和法律？
1959年10月被捕的前反叛军指挥官乌贝尔·马托斯后来也被关押在拉卡巴尼亚。他因不满政府转向共产主义而辞职，12月受审时，格瓦拉已离开堡垒数月。卡斯特罗选择判处他20年监禁，而非处决；马托斯服满刑期。这不是切的决定，却显示胜利后的领导层如何惩罚阵营内部的异议。
格瓦拉亲述的一名农民之死
拉卡巴尼亚并非格瓦拉参与的第一场处决。他在游击战争回忆录中写到，1957年2月，农民埃乌蒂米奥·格拉死于自己之手。格拉曾加入反叛者，后来承认向巴蒂斯塔军队泄露游击队位置。格瓦拉写道，格拉请求被杀后，他用一支.32口径手枪朝其头部开枪。这是切自己的叙述，而非独立调查的结论；但它是在本人回忆录中直接承认自己杀死格拉。
格拉的背叛使游击队员和收留他们的家庭面临危险。这解释了反叛者为何把他视为威胁，却不能把一场没有记录审判的处决变成司法判决。格瓦拉的叙述让“清洗”这个抽象词重新有了具体的人：一名农民、一名被俘的旧同伴、一句请人照看孩子的请求，以及未来部长射出的子弹。
从古巴到刚果和玻利维亚
切的权力并未随古巴的法庭而止步。1965年，他率领古巴战士进入刚果东部，支持当地叛乱。《卫报》刊载的日记节选记下了一场失败的行动、物资短缺，以及他对当地运动组织方式的尖锐批评。在给卡斯特罗的私人信中，他抱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在造成代价高昂的错误。古巴人撤退时，格瓦拉写道，他们挑选了一部分刚果战士随队撤离，其他人和当地平民则留在原地。日记证明了撤退和对当地盟友的遗弃，却不能证明他下令处决他们。这场失败揭示了试图输出一种当地运动无力承受的军事模式所付出的代价。
在玻利维亚，他再次尝试。1966年，格瓦拉进入该国，组建游击队并与玻利维亚军队交战。他未能得到预期的农村支持，这一弱点也被他本人写进玻利维亚战地日记。玻利维亚士兵于1967年10月8日将他俘获；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证实，他在次日未经审判即遭处决。1967年，他在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呼吁发动“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
档案所允许的判断
不能靠假装证据稀少，来调和海报上的切与档案中的切。他是古巴新政府的高级成员，指挥拉卡巴尼亚，审查死刑案件，并公开为处决辩护。他自己的回忆录写到，他在游击战中杀死一名农民。后来，他又在非洲和南美洲指挥武装行动，失败的代价落在当地盟友和战斗人员身上。
拉卡巴尼亚的确切死亡人数仍有争议。不确定的是统计结果和可查阅的案件档案，不是格瓦拉的政治立场。他并非只是继承了暴力机器、随后与之保持距离；他运用权力让它运转，并坚持认为革命需要它。
来源：国际法学家委员会，Cuba and the Rule of Law、《工人报》对拉卡巴尼亚审计官的采访、联合国，格瓦拉1964年大会演讲、格瓦拉，Reminisc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卫报》，刚果日记节选
